本報記者陸靖
  寫哪些人,當然有所選擇,首要的標準是令我震撼,寫出來能讓讀者扼腕深思。過於平淡無奇的,寫來乏味,讀來味同嚼蠟,我不想寫。我的選擇並不在於“失意”與否,而是當代讀者關註的焦點,正如克羅齊所說:“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。”我寫的是明史,讀者關註的是面膜當代,必須找到一個切入點,使兩者之間發生共鳴。
  上海讀本:您在《明代文人的命運》中選擇書寫的文人,支票貼現是以什麼標準來甄選的?似乎您選擇的主要是官場最後的失意者?有哪些人物是您想到,最後沒有選擇的,為什麼?
  樊樹志(以下簡稱樊)債務整合:本書各篇文章,是我閱讀明人文集、傳記、年譜的讀書筆記整理而成的。寫哪些人,當然有所選擇,首要的標準是令我震撼,寫出來能讓讀者扼腕深思。過於平淡無奇的,寫來乏味,讀來味同嚼蠟,我不想寫。為講故事而講故事,不是我的願望。至於你所說的“選擇的主要是官場最後的失意者”,也不盡然。在那種政治體制下,得意只是暫時的,失意是必然的。嚴嵩可謂春風得意,專擅朝政二十年,經受無數次彈劾,都巍然不倒。由於失寵於皇帝,黯然罷官而去。不久兒子被處死,家被抄,下場比那些“失意者”更慘。
  再如,胡宗憲憑藉巴結嚴嵩及其親信趙文華,不斷向皇帝進獻祥瑞,而官運亨通,升任東南沿海四省總督。由於貪贓枉法,遭言官彈劾,被逮捕到北京。皇帝突然出爾反爾,下達聖旨說:胡宗憲並非嚴嵩一黨,所有官職都是朕親自提升的,今卻加罪,以後誰與我任事?無罪釋放,回家閑住。嘉靖四十四年,嚴嵩之租屋子嚴世蕃及其黨與羅龍文被處死刑,查抄到胡宗憲寫給羅龍文的密信,竟然自己草擬聖旨,請羅龍文轉交嚴世蕃,作為內閣“票擬”發出。如此膽大妄為,觸怒龍顏,再次被捕入獄。胡宗憲自知難逃一死,在監獄中服毒自殺。這叫做咎由自取,罪有應得。這兩個人都沒有寫。我的選擇並不在於“失意”與否,而是當代讀者關註的焦點,正如克羅齊所說:“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。 ”我寫的是明史,讀者關註的是當代,必須找到一個切入點,使兩者之間發生共鳴。
  這澎湖民宿些文人悲慘下場的震撼力,不因時間流逝而消失
  上海讀本:您在《明代文人的命運》中,對選擇書寫的文人大致分為五類:1)居功至偉的開國元勛,最後沒有逃過厄運; 2)進入官僚體制,甚至是當了高官的,因為言論獲罪; 3)未能進入官僚體制的落拓名人; 4)因為宣揚與當時主流價值觀不同的思想,而遭滅頂之災; 5)因為太過天真,而陷入派系紛爭中的。您覺得這是否概括了當時文人常見的悲劇道路?
  樊:你概括得很好。我在寫作時,思考最多的主題就是一個:文人從政的悲劇。各人悲劇的表現形式並不一樣,根源卻是一個:專制獨裁的皇帝操生殺予奪之權。開國之初,立足未穩,只要皇帝認定是潛在的威脅(不管是否有事實根據),即使開國元勛也難逃一死,劉基、宋濂、李善長都是如此。
  到了承平之世,文人本著儒家“治國平天下”的教訓,喜歡犯顏直諫,觸犯聖怒,結果以言賈禍,不免於一死,解縉是一個例子。
  明中葉以後,隨著經濟的繁榮,社會發生迅猛變革,思想解放的潮流席卷而來。王陽明高唱“求諸心而不得,雖其言之出於孔子,亦不敢以為是也”,被朝廷譴責為“邪說”、“偽學”,即使平定寧王宸濠叛亂等豐功偉績,也不能使他免遭誹謗。李卓吾猛烈抨擊道學,大聲疾呼“千百年來無是非”,原因就在於:“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,故未嘗有是非”。被皇帝加上“敢倡亂道,惑世誣民”的罪名,嚴拿治罪,著作盡行燒毀,他本人慘死於獄中。明末遺民張岱為他立傳,感慨系之地說,他“發言似箭,下筆如刀”,“不死於人,死於口;不死於法,死於筆”。評論得入木三分:他並不“死於法”,因為他沒有犯法;是他的“口”與“筆”闖了禍。或者說,是他的思想得罪了當局,成了當局不能容忍的“思想犯”,成了專制政治特有的犧牲品。這些文人悲慘下場的震撼力,並不因時間流逝而消失。
  上海讀本:很多文人在官場失意後,反而在文學藝術方面展現了巨大天賦,得以留名後世,比如唐寅。您書中提到的康海也是在官場受挫後,寫了雜劇《中山狼》。您對這個現象怎麼看?
  樊:這和科舉考試的弊端密切相關。張岱《石匱書》寫“文苑列傳”,對科舉埋沒人才深惡痛絕,說:“二百八十二年以來,英雄豪傑埋沒於八股中,得售者什一,不得售者什九。此固場屋中之通病也……李卓吾曰:‘吾熟讀爛時文百餘首,進場時做一日謄錄生,便高中矣。 ’此雖戲言,委是實錄。 ”
  明中葉“吳中四才子”:唐寅、祝允明、文徵明、徐禎卿,唐、祝二位都沒有中進士,不過是舉人而已,學問最好的文徵明甚至沒有中舉。一代怪才徐渭,連續參加八次鄉試(考舉人),次次落第,始終是山陰縣學的諸生 (俗稱秀才)。然而這些人在詩文書畫方面的造詣,當世無人能及。
  萬斯同說,唐寅“文章風采映照江左,畫入神品”。他的傳世畫作,件件都是精品,例如巨幅山水畫 《溪山秀遠圖》、仕女畫名作《秋風紈扇圖》等。然而此公生前因為政治原因,而“受棄於時”,令人欷。祝允明頗有文才,書法尤佳,王世貞推崇他的書法明朝第一。他的行書《古詩十九首》、行草《離騷經》,有眾多名家題跋,贊不絕口。同鄉後輩陳仁錫稱贊他 “當是我朝第一流人”:“胸中具有天地,筆下自有山川,放誕縱逸,風雨四集”。他一生“橫放自喜”,晚年生活窘迫,六十七歲去世,差一點無錢殯殮。
  康海則是另一種情況。正德元年,司禮監掌印太監劉瑾專擅朝政,戶部尚書韓文委托戶部郎中李夢陽起草彈劾劉瑾的奏疏。劉瑾把他逮入錦衣衛詔獄,準備伺機處死。康海是劉瑾的同鄉,又受劉瑾器重,出面營救,李夢陽得以大難不死。正德五年,劉瑾以“反逆"罪處死,康海被言官指責為 “瑾黨”,罷官回鄉,過著放浪形骸的日子。李夢陽不但不為他辯白,反加譏訕。康海有感而發,寫了《中山狼》雜劇,諷刺李夢陽。對於這兩人而言,都是悲劇。
  張居正在禁止民間講學上,選擇與魏忠賢一樣
  上海讀本:張居正禁止民間講學設書院,魏忠賢也禁止民間講學設書院。這兩個人物在歷史上評價非常不同,一個是有政治理想有政治手腕的名臣,另一個則是為人所不齒的閹黨。但他們在對待講學這件事上,卻選擇了同一種態度。您對此怎麼看?
  樊:萬曆元年出任內閣首輔的張居正,雷厲風行地推行改革,涉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、教育各個領域。在推行考成法、清丈田糧及推行一條鞭法等方面,取得了可觀的成效。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,頗有爭議。萬曆三年,他提出整頓教育的主張,為此制訂了十八條規章,其中第一條最為厲害,要求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及學校,必須務實,躬行實踐,“不許別創書院,群聚徒黨”,不許“空談廢業”。抓住常州知府施觀民“私創書院,贓私狼籍”的把柄,下達政令,不僅把施觀民私創的書院搗毀,而且宣佈各地私創書院一律改為公廨。之後又宣佈取締、禁毀全國六十四家書院。宋代以來蔚為大觀的書院講學之風,就此戛然而止。
  這種改革,顯然矯枉過正,過於操切。聯繫到他的政治理念,似乎可以理解。他主張“省議論”,就是少發議論,多乾實事。核心理念是兩句話,一句是“慮之貴詳,行之貴力”——考慮貴在周詳,行動貴在得力;另一句是“謀在於眾,斷在於獨”——謀劃要靠眾人,決斷必須獨裁。他認為“多指亂事,多言亂聽”,希望皇帝“掃無用之虛詞,求躬行之實效”。取締書院,目的就是“省議論”,防止“多指亂事,多言亂聽”。
  張居正死後,書院陸續恢復,其中最著名的首推東林書院。它培養了一大批有學識有抱負的人才,相繼進入官場,成為天啟年間抨擊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專擅朝政的有生力量,即所謂與“閹黨”對立的“東林黨”。魏忠賢為打擊異己勢力,搗毀東林書院,關閉全國所有的書院。張、魏的出發點有所不同。但也有相同之處,那就是動用政權力量干預文化教育,鉗制輿論。
  上海讀本:崇禎皇帝在處理鄭鄤案件時,態度似乎異常激烈,僅因“杖母蒸妻”的不實指控,竟然就下了“臠割處死”的旨意。為什麼會如此偏激?
  樊:崇禎皇帝在某些方面與開國皇帝朱元璋驚人相似,比如夙夜焦勞,憂勤惕厲;比如後宮和諧,不好女色。他刻意仿效唐太宗,希望成為英主,力輓狂瀾;但他剛愎自用,偏聽偏信,又與唐太宗相去甚遠。他下旨將鄭鄤千刀萬剮處死,就是偏聽偏信內閣首輔溫體仁的結果。
  (下轉A2-11版)
  (上接A2-10版)
  士大夫的這種兩難選擇,是歷史事實。漢代就有這樣的諺語:“直如弦,死道邊;曲如鉤,反封侯。”反映了兩種處世哲學所帶來的不同後果:剛直不阿者往往死得很慘,趨炎附勢者卻飛黃騰達。
  溫體仁此人,機深刻骨,專門與東林人士作對,是閹黨餘孽的一丘之貉,利用內閣首輔的權力,推行沒有魏忠賢的魏忠賢路線,從打擊錢謙益開始,繼而打擊錢龍錫、文震孟、鄭鄤,迫害東林人士不遺餘力。所以當時京城出現“崇禎皇帝遭瘟了”的民謠,這個“瘟”,借用“溫”的諧音,矛頭直指溫體仁。
  崇禎皇帝確實“遭瘟了”,輕信溫體仁對鄭鄤“杖母”的誣陷,與他正在提倡“以孝悌風勵天下”格格不入,非要嚴辦不可。由於證據不足,有關部門始終沒有結案。直到崇禎十年溫體仁罷官而去,案件仍然懸而未決。負責查辦此案的錦衣衛負責人吳孟明,向皇帝報告審查結論:“事屬影響,言出謗忌”,處理意見是;輕則革職,重則流放。令人難以置信的是,皇帝做出的“聖裁”,竟然是“將鄭鄤臠割處死”。當時輿論認為,溫體仁雖然已經死去,他生前欲置鄭鄤於死地而後快的心愿,由皇帝代他實現了。這一案件,與當時的政治局勢(如農民起義、清軍南下)沒有關係。
  朋黨之爭因何以地域為紐帶?
  上海讀本:您在書中談到,萬曆年間,黨爭圍繞權與利的爭奪,趨於白熱化,出現了浙黨、昆黨、宣黨等等,而且清一色以地域為標識。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大規模以地域為標識的黨爭現象嗎?是否和科舉中提拔同鄉,進而結成利益聯盟有關?
  樊:你說得很對,不過這個問題相當複雜。黨爭或者說朋黨之爭,是萬曆朝政治的一大特色,起始於“閣部之爭”——即內閣與吏部、都察院圍繞著“京察”(考察京官)的權力爭奪。萬曆二十一年的“京察”,使得“閣部水火”漸漸露出水面。到了乙巳京察(萬曆三十三年考察京官)、辛亥京察(萬曆三十九年考察京官),人事權的爭奪趨於白熱化,形成了浙黨、昆黨、宣黨、齊黨、楚黨、秦黨等幫派。
  官僚隊伍存在派系門戶本不足為奇,何以清一色以地域為紐帶?這裡面固然有你所說的 “提拔同鄉,進而結成利益聯盟”的因素,但也並不盡然。其中還夾雜著門生與座主的關係,不一定是同鄉關係。內閣首輔沈一貫是浙江人,以他為首的幫派就稱為浙黨;左春坊左諭德顧天埈是昆山人,以他為首的幫派就稱為昆黨,他們的追隨者不一定都是浙江人或昆山人。問題的複雜性在於,已經罷官下野的顧憲成創辦“東林書院”,被扣上了“東林黨”的帽子,捲進了黨爭,使得原先的黨爭異化成了 “東林黨”與“浙黨”的較量。明末松江名士夏允彞談到“門戶大略”時說:“自萬曆以前,未有黨名。及四明(沈一貫)為相,以才自許,不為人下。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、孫丕揚、鄒元標、趙南星之流,蹇諤自負,每相持······而(顧)憲成講學於東林,名流咸樂趨之。此東林、浙黨所自始也。 ”此話似是而非,“浙黨”是沈一貫為首的官僚幫派,“東林”不過是一個民間書院而已,兩者之間的對立,誇張多而事實少。有的學者統計,攻擊沈一貫“浙黨”的69名官員,其中“東林黨”有10名,“昆黨”有5名,“齊黨”有2名,另外還有不屬於任何“黨”的所謂“反東林派”12名。由此可見朋黨之爭的複雜性。
  士大夫的兩難選擇
  上海讀本:您如何定義中國古代“文人”這個概念?他們似乎是身份最高貴的老百姓,同時某一部分又形成一個權貴階層,和我們現代的“文人”概念很不一樣。
  樊:中國古代的文人,又稱為“士”。西周時,“士”屬於貴族的最低階層。春秋戰國之際,“士”這個階層,既沒有了原先的“食田”,又沒有了原先的職守,成為傳授知識的教師,或主持宗教儀式的贊禮人。於是“士”逐漸成為文人的代稱。由於學而優則仕,文人的奮鬥目標是成為“治國平天下”的官僚,於是人們又稱他們為士大夫。清末廢除科舉制度以後,文人“治國平天下”的途徑斷絕,僅僅是“知識分子”而已(或者如餘英時先生那樣,不稱“知識分子”,稱“知識人”)。
  上海讀本:您說中國的士大夫一直面臨兩難選擇:剛直不阿,定為當道所不容;曲學阿世,則為後世所不齒。這是否說明儒家的價值觀本身就非常矛盾?因為這讓我想到文人們都把隱居的陶淵明視為精神偶像,但同時又都懷揣著“治國平天下”的宏願前仆後繼進入官場。
  樊:士大夫的這種兩難選擇,是歷史事實。漢代就有這樣的諺語:“直如弦,死道邊;曲如鉤,反封侯。 ”反映了兩種處世哲學所帶來的不同後果:剛直不阿者往往死得很慘,趨炎附勢者卻飛黃騰達。然而真正服膺儒家倫理的士大夫,把氣節看得高於一切,寧為玉碎不為瓦全,因此“直如弦,死道邊”的官僚代不乏人,成為歷史的一抹亮色。方孝孺就是一個最好的代表。燕王朱棣發動叛亂,篡奪帝位。方孝孺作為建文帝的舊臣,不肯屈服於“犯上作亂”的朱棣。朱棣把建文帝趕下臺,自己當皇帝,必須由知名人士起草“即位詔書”為之粉飾,建文朝第一筆桿子方孝孺是最佳人選。方孝孺不為威脅利誘所動,拿起筆寫了“燕賊篡位”四個大字,大罵道:死就死,詔書決不起草。朱棣惱羞成怒,開創了一個新紀錄,把“誅九族”擴大為“誅十族”。所謂“誅九族”的九族,是指父族四、母族三、妻族二;“誅十族”是在九族之外加上朋友門生一族。據記載,一共處死八百七十三人,充軍而死者一千餘人。朱棣死後,繼位的明仁宗為方孝孺平反昭雪,家鄉為他建立祠堂,世世祭祀。
  至於你所說的隱居,一般人很難做到。我在寫宋濂時,引用尹守衡《明史竊》的話:“太史公(宋濂)恂恂乎德言君子也,受知高皇,千載無兩,而夔州之行不免,何哉? ”給出的答案是:看不破功名之累,倘若元末明初始終隱居龍門山,以著書自娛,沒有日後的顯赫,當然也不會有流放至死的下場!顯然,尹守衡是用道家的價值觀來衡量宋濂的。然而有如此修養的人畢竟少之又少,因此悲劇不斷發生。
  明代文人的地位
  上海讀本:總體來看,您認為與其他朝代比起來,明代文人的地位如何?有種說法是,元朝的文人在被朝廷邊緣化之後,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群無人管束的自由階層。因此有元一代書院林立,詩社迭起。而朱元璋對待文人的態度似乎是既要讓他們出山為朝廷服務,又要在規定的體制內規規矩矩。比如,明初朝廷曾連續下詔書徵召山林隱逸之士,同時又連連摧折儒士名流。還有人說,宋朝讀書人地位最高也最自由。也有人說,明朝的讀書人地位才是空前的高,中後期文官集團的話語權空前加強,幾乎架空了皇權。您對這些說法如何看?
  樊:讀者對於這樣的比較感興趣,是很自然的。但是,話不能說得太絕對(比如 “最高”、“最自由”、“空前的高”云云),否則就會落入難於自圓其說的陷阱。
  宋代以文官政治取代貴族政治,文人地位有所提高,而且規定不以言論罪懲處文人。但是不要忘了,當時畢竟是君主專制時代,讀書人豈能“最自由”?南宋時不斷出現用政權暴力禁錮一個學派一種學說的咄咄怪事,便是明證。紹興年間,依附秦檜的官僚攻擊程學、洛學(因為他們反對“議和”),誣衊這些學派是“專門曲學”,建議朝廷“力加禁絕”。此後,朱熹也未能幸免。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竊權,引起專擅朝政的當權派的嫉恨,把朱熹的道學誣衊為“偽學”,炮製了一個子虛烏有的59人的“偽學逆黨”。繼而捏造 “罪狀”——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財,引誘兩個尼姑作自己的小妾,使謙謙君子朱熹名譽掃地。有的宵小之徒公然上書要求處死朱熹。“宋朝讀書人地位最高也最自由”的論斷,不攻自破。
  蒙古貴族起於漠北,不重視科舉,滅金後,只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,此後廢除科舉近八十年,徹底斷絕了儒生的仕進之途。元代知識人地位可以說是“空前的”低落。當時的漢人分為十等:一官、二吏、三僧、四道、五醫、六工、七匠、八娼、九儒、十丐。歷來以天下為己任的儒生,排行第九,在娼妓之下、乞丐之上,是名副其實的 “臭老九”。把地位比娼妓還不如的儒生,看成是 “一群無人管束的自由階層”,不知從何說起?
  至於說明朝文人地位 “空前的高”,“幾乎要架空皇權”云云,不知有何根據?本書所寫文人坎坷境遇,已經否定了這種說法,無須再展開論證。胡適說,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。倘能提出證據,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。
  (原標題:在那種體制下,失意是必然的)
創作者介紹

方力申

qd61qdwybd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(0) 人氣()